(107)章权才：《清代经学史》，第255页。

《庄子·天道》以此处下，玄圣、素王之道也[32]，郭象注：有其道、为天下所归，而无其爵者，所谓素王自贵也。[36] 王充：《论衡·定贤》，黄晖：《论衡校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1122页。

他讲天性的意图，是强调人伦的意义。他说：因乘富贵之资力，以与民争利于下，民安能如之哉。《儒家自由主义对新儒教的批判》，《东岳论丛》2017年第6期。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，而下以正其所为，正王道之端云尔。例如：自古以来，未尝有以乱济乱、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，其遗毒馀烈，至今未灭…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。

夏者天之所以长也，德者君之所以养也。……故受禄之家，食禄而已，不与民争业，然后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足。奚以知天兼而爱之、兼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、兼而食之也。

（《墨子·节用上》）《节葬》：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乱。公尚过说越王，越王大说，谓公尚过曰：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，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，以封子墨子。所谓义粜意谓出售兼爱交利的仁义之道。当时，天命乃是普遍观念。

（《墨子·天志下》）另一类就是墨教巨子：畅之四支，接之肌肤，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，其唯圣人乎。（《墨子·节葬下》） （二）非攻之术：军事战备 防御侵略当然需要军事守备的战略战术、武器装备。

2.墨教的组织实体 较之诸子百家，墨家最独特之处是组织严密。（《墨子·鲁问》）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，以德求诸侯者，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。（《墨子·天志中》） 三、兴利除害的要务：非攻止伐 墨子志在备世之急（《庄子·天下》），而兴利除害的当务之急就是非攻，因为当时最大的祸害就是诸侯兼并战争造成的战乱：当今之时，天下之害孰为大？曰：若大国之攻小国也，大家之乱小家也，强之劫弱，众之暴寡，诈之谋愚，贵之敖贱，此天下之害也。（《墨子·兼爱上》）兼爱的最终目的是利人：姑尝本原若众利之所自生。

（《墨子·天志上》）等等。……故备者，国之重也：食者国之宝也，兵者国之爪也，城者所以自守也，此三者国之具也。）此书草创于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定稿于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其时代背景正是中国社会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，即由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社会。孟子的这个评论值得分析：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。

但按常理，一个组织若要有效运转，必有科层结构。（《墨子·公孟》）但墨者之出仕并非专为某国服务，而是遍仕诸国。

（《墨子·兼爱下》）督以正，义其名。孟子称墨子兼爱，摩顶放踵利天下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，表明天下是墨子的另一个基本考量单位，其实就是当时中国人视野中的世界。

（《墨子·鲁问》）有人批评墨子：以攻伐之为不义，非利物与？昔者禹征有苗，汤伐桀，武王伐纣，此皆立为圣王，是何故也？墨子回答： 彼非所谓攻，谓诛也。（旨同《节用》《节葬》）《三辩》：圣王无乐。……死生利若，非无择也。如：颠覆上下，悖逆父母，下则妻子，妻子上侵。而这种世俗的多极格局与超越之天的神圣代理人的独立性互为条件，所以墨家没有儒家那样的强烈的君臣伦理观念，此乃墨学在皇权专制时代衰绝而在近代复兴的根本原因。（《墨子·小取》）所以谓，名也。

（《墨子·兼爱上》）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、正诸侯者……。（《墨子·亲士》）君臣上下惠忠。

在于商夏之诗书曰：命者，暴王作之。纣之所乱，武王受而治之。

（1）超越界与世俗界的划分。他说： 有于《三代》《百国》有之曰：女毋崇天之有命也。

事亲若此，可谓孝乎？（《墨子·非儒下》）墨子当然也是遵循当时的宗族伦理的，但他将这种伦理限定在私域（private sphere）。（《墨子·大取》）墨家按来源将知识分为三个层次：知：闻、说、亲或闻、传、亲。（《墨子·非乐上》） 今天下之士君子，中请将欲为仁义，求为上士，上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，故当若节丧之为政，而不可不察此者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上之为政，得下之情，则是明于民之善非也。

（《墨子·尚同上》）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，父子兄弟之礼，是以天下乱焉。（《墨子·天志下》）墨家的自我定位，就是主持正义。

这只能诉诸一个超越世俗的外在的神圣根据，即需要一个形而上的超越者（the Transcendent）。例如：以农臣事上帝……是以天赏之……。

这是他不理解明鬼的意图与逻辑：墨子诉诸天志，是要找到由兼爱（仁）而正义（义）的终极价值根据。（《墨子·公孟》）墨教巨子孟胜为守约而死时，指出：死，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。

（《墨子·兼爱下》）然而仅仅靠兼爱交利理论宣传的软实力其实并不能够防止攻伐。不仅如此独自苦而为义（《墨子·贵义》），墨子服役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旋踵。（《墨子·非命上》） 二、兴利除害的路径：仁义——兼爱交利 墨子认为，谋求国家之治、百姓之利，根本在于兼爱交利。真正有效的非攻必须具有硬实力方面的两个条件，即政治上的强国之道和军事上的守备之术（后者乃是墨家和儒家之间最重大的区别之一）。

他其实是托古：尧之义也，声于今而处于古，而异时。（《墨子·尚贤中》） （2）世俗界的社会等级划分 首先是长上与下民的划分。

（《墨子·经上》）但这里的利并非私利，而是公利，即举公义，辟私怨。（《墨子·非命下》） 这就是说，这种宿命论的天命其实是假冒的天命——矫命，即是造言，是暴王作之，即暴君制造出来的说辞。

这是因为在他看来，祸害的原因是人们心理上不相爱，即不仁，故呼吁兼爱。例如：商汤不惮以身为牺牲，以祠说于上帝、鬼神。